敦煌文书案例中的法律智慧

敦煌文书的再现是leyu·乐鱼（中国）体育官方网站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。与安阳殷墟甲骨、居延汉晋简策、明清大库档案相较，敦煌文书具有形式多样、数量庞大、跨越时间长、使用语言多、内容丰富、史料翔实等特点，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。敦煌文书中大量的司法案例为我们进一步地认知leyu·乐鱼（中国）体育官方网站古代的司法智慧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

案情简介：郭泰、李膺，同船共济，但遭风浪，遂被覆舟。共得一桡，且浮且竞。膺为力弱，泰乃力强，推膺取桡，遂蒙至岸。膺失桡势，因而致殂，其妻阿宋，喧讼公庭，云其夫亡，乃由郭泰。泰供推膺取桡是实。郭泰、李膺，同为利涉，扬帆鼓枻，庶免倾危。岂谓巨浪惊天，奔涛浴日，遂乃遇斯舟覆，共被漂沦。同得一桡，俱望济己。且浮且竞，皆为性命之忧，一弱一强，俄致死生之隔。阿宋夫妻义重，伉俪情深，悴彼沉魂，随逝水而长往，痛兹沦魄，仰同穴而无期。遂乃喧诉公庭，心仇郭泰。披寻状迹，清浊自分。狱贵平反，无容滥罚。且膺死元由落水，落水本为覆舟，覆舟自是天灾，溺死岂伊人之咎。各有竞桡之意，俱无相让之心，推膺苟在取桡，被溺不因推死，俱缘身命，咸是不轻。辄欲科辜，恐伤猛浪，宋无反坐，泰亦无辜，并各下知，勿令喧扰。

《唐律疏议》中关于杀人命案，规定有故杀、斗杀、谋杀、戏杀、过失杀等不同的形式，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唐代“七杀”理论。“七杀”理论基于司法实践的经验，涵盖了“命案”犯罪的主客观各个方面，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应用。结合本案例，不难发现，造成李膺死亡的（且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）郭泰在整个事件中确实并无杀人之心，他只不过是在“舟覆落水”这一危急时刻，与李膺共争救命之物——桡，李膺力弱，未能争得桡，从而导致了死亡的不幸结果。如果暂时排除主观动机和客观因素不谈，在该事件中，毕竟造成了死亡的结果，所以是可以归入“命案”的，既是命案，就可以首先使用唐代刑法中的“七杀”理论进行分析。其一，唐律中对于“谋杀”是这样规定的：“谋杀人者，谓二人以上；若事已彰露，欲杀不虚，虽独一人，亦同二人谋法。”即唐代的“谋杀”是要求具有“二人以上”“对谋”这样一些要素，该案仅有郭泰一人，非“二人以上”，也没有“对谋”的情节，所以“谋杀”是最先被排除掉的。其二，关于“劫杀”，唐律也有明确的规定，“若因窃囚之故而杀伤人者，即从劫囚之法科罪”，就是指因劫夺囚犯而杀人，在所引案例中，也看不出李膺是“有罪之人”，也不是发生在劫夺囚犯的情况下，所以也不是劫杀。其三，唐律中的“戏杀”是指“以力共戏，因而杀伤人”，李膺、郭泰同舟，落水后各自出于本能争抢一桡，均是出于理性的行为，而绝非“嬉戏”之举，所以也不能划入“戏杀”的范畴。其四，唐律中的“误杀”是指有杀人意思，但是现实中被杀的人并非所想要杀死的人，即错置了杀人对象，对照本案，郭泰显然也不能称为“误杀”。其五，“过失杀”在唐律中是指“耳目所不及，思虑所不至”，即因过失而杀人，郭泰显然不会不知道推李膺入水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，行为不具有过失性，所以也不是“过失杀”。排除了上述“五杀”，那就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“故杀”，要么是“斗杀”。唐律中关于“故杀”如此规定：“以刃及故杀者，谓斗而用刃，即有害心，及非因斗争，无事而杀，是名‘故杀’。”强调的是争斗中即有害人之心；而对“斗杀”是如此解释的：“斗殴者，元无杀心，因相斗殴而杀人者，绞。”不强调有“杀心”，杀人只是斗殴的一种“意外”结果。如果仅仅以上述条文来看，郭泰的行为似乎更符合“斗杀”，两人争斗，而导致一人死亡，郭泰“元无杀心”，因相斗而致人死亡，理应属于“斗杀”。但是，仔细分析，“斗杀”又有不合，因“斗杀”的前提是要两人相斗，即有斗殴之行为，郭泰、李膺两人在生死关头共争一桡，是出于本性，并非有心而斗，所以定为“斗杀”仍然欠妥。这样分析下去，似乎“七杀”皆与本案不合，郭泰应属无罪。

但是，在《唐律疏议》中还有一类条款不能不提，那就是“以……论，准……论”的准用型条款，翻检律文，可以发现仅是“故杀”，就有好多准用型条文。《唐律疏议》之《贼盗律》中，“以物置人耳、鼻及孔窍”及“故屏去人服用、饮食之物”而准用故杀条就与本案有诸多契合之处。该条疏议曰：“若履危险，临水岸，故相恐迫，使人坠陷而致死伤者，依故杀伤法。”该条之罪为结果犯，一般没有杀人故意，“至有杀心，即以谋杀科之”。郭泰等人“被覆舟。共得一桡，且浮且竞”，可谓是“履危险”，“膺为力弱，泰乃力强，推膺取桡”，“推”当为一种逼迫，称之为“故相恐迫”也不为过，所以，该条疏议的表述最为接近本案。

综合以上分析，对于郭泰的行为，根据《唐律疏议》之规定，依照“故屏去人服用、饮食之物”条，准作“故杀”论，较为妥当。（文章节选自韩伟、闫强乐《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》，leyu·乐鱼（中国）体育官方网站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）